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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论经济内循环下实现有效供给

2022-4-14 15:4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485| 评论: 0|来自: 欧洲侨声报

摘要: 滕泰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提出者。曾于2010年及2015年受邀参加分别由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做经济形势汇报。在宏观经济、软价值与企业 ...

 特稿 |论经济内循环下实现有效供给 

  作者:逄锦华

  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近些年来经济发展成就和政治自信有着更加热忱的关注。作为影响力涉及几千万海外华侨华人的《欧洲侨声报》首席评论员逄锦华对话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推出“高端访谈”系列,用名家观点讲述当前政治经济局势,以一家之观拓大家视野,更好的了解当前经济形式和政治局势。百家争鸣、纵论天下,世界政治经济由大家来谈。希望访谈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更多的人来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

  滕泰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提出者。曾于2010年及2015年受邀参加分别由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做经济形势汇报。在宏观经济、软价值与企业战略转型、金融资本市场方面有着深入研究,著有《新财富论》、《财富的觉醒》、等专著。2012年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最早呼吁供给侧改革,是新供给经济学、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滕泰教授)

  针对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希望能够获得滕泰先生的解答。

  逄锦华:全球经济面临通胀与衰退风险,如何理解滞后的货币冲击与复杂供给冲击下全球通胀走势,以及潜在衰退风险?

  滕泰:2022年2月,美国CPI同比增幅达到7.9%,创下40年新高。英国CPI达到6.2%,西班牙 CPI达到 9.8%,德国3月CPI达到7.3%,2月PPI达到25.9%,通货膨胀在全球蔓延的局面已经出现。

  这一轮通胀为什么会出现?如果说它是由货币超发导致的,美国等国家货币超发亦非一日,为什么一直没有形成通胀?这是因为,货币就有如高山流水,从山顶奔流而下,途径江河、汇聚溪流、灌溉农田、最终注入大海。途中各支流的吸收和注入有可能会严重改变上游的来水量。同样的道理,新增货币并非全部注入实体经济,而是要经过资本市场、资产市场等多重市场的分流,最终才会注入实体经济对物价产生影响。

  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增加了,物价也并不是马上同比例上涨。水量的变化还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水位的变化,还要进一步取决于水库横截面积,单位面积的水量决定了水位上升的幅度。举个例子来说,同样的水量流入横截面小的水库,水位就会大幅抬升,流入横截面大的水库,则水位变化就相对小。同样的道理,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除以GDP总量,即称之为“单位产能货币量”,才是决定实体经济中物价变动的关键因素。

  美国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开始就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其后也曾有缩表操作,但这种货币冲击一直未能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股市等资本市场、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都是吸收增发货币的蓄水池,美国股市已经连续13年上涨,美国房地产市场也已经连续11年上涨,由此吸收了大量的超额货币。再加上长期以来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消费品,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但资本市场、资产市场的蓄水池容量终究是有限的,股价和房价都不可能无限制地上涨下去,单位产能货币量终究会逐渐上升,而中国的消费品行业过剩产能已经开始减少,过去十多年超发的货币必然会冲击物价。

  为这次通胀火上浇油的是欧美国家为应对新冠疫情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和财政补贴,尤其是美国实施了“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一年内扩张一倍以上,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已经成为地上河,泛滥的流动性越过了堤坝,对消费品价格产生了虽然滞后但是持续的冲击。

  而供给冲击既有长期因素,又有短期因素。2022年之前,原材料供给冲击主要是由疫情防控导致停工停产引发,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原材料和芯片等关键中间产品的价格一度走高,至今尚未回落,而近期爆发的俄乌战争更是加剧了石油、天然气、粮食、化肥等重要大宗商品的供需紧张局面。疫情和战争都是短期因素,中长期来看,原材料的供给将受到全球减碳等政策因素的影响而处于紧平衡甚至短缺状态。而劳动供给冲击也存在短期因素和中长期因素。短期来看疫情的影响导致很多人无法正常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供给冲击,2021年12月美国非农部门职位空缺数量达到1092万个,比2021年初增长53.8%。但即使疫情之后,由于老龄化等原因,全球的劳动力供给冲击仍将长期存在,有关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出现8520万人的劳动力缺口,其中美洲的劳动力缺口为2390万人,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劳动力缺口为1430万人亚太地区的劳动力缺口高达4700万人。

  综上所述,各国十几年超发货币的滞后冲击效应不可能短期消失,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复杂的供给冲击也有很多中长期因素。如果没有对以上全球通胀形成机理的完整认识,仅靠美联储加息是不可能在短期内驯服通胀。即使采取必要的加息和紧缩措施,本轮全球通胀也不会很快消退,而更可能演化成一个长期现象。不仅如此,如果欧美央行操之过急,还有可能刺破美国等国家长期的股市泡沫,带来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形成多年未见的“滞胀”局面。

  逄锦华:经济内循环更看重基建刺激,稳增长还能靠投资吗?

  滕泰:为了应对此次新官疫情的冲击,欧美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以美国为代表,主要采取了稳消费的办法,通过向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补贴、大幅降低利率、实施量化宽松等政策,美国的消费一直保持旺盛态势,也拉动美国经济很快实现复苏,2021年GDP增速达到5.7%,四季度达到6.9%,稳消费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而中国主要采取了保供给、稳投资的办法,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也实现了8.1%的增长。

  但这两种办法也都有各自的问题,美国稳消费政策带来的问题是超发货币冲击消费品价格,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中国的问题在于靠投资稳增长的办法已经不可持续。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已经难以像过去十年、二十年那样再拉动GDP增长的50%以上,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8年是43.2%,2019年是28.9%,2020年是81.5%,2021年13.7%。如果剔除2020年疫情冲击下消费负增长、投资贡献被动是上升的特殊性,可以看到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且每年下滑的幅度很大。过去中国经济的确是投资驱动,但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驱动,将来更不是。

  后基建时代,从基建项目上来看,各地并在没有那么大量的投资需求;从中央和地方财政上来讲,也有巨大的债务压力。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下滑,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规律。

  “新基建”固然很重要,但每年几千亿、上万亿元体量,在中国每年五、六十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实在是挑不起大梁,且大数据中心、5G、软件投资等新基建大部分是并非政府决定,而是由企业、风险投资主导的商业化项目,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扩大投资的确曾经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是如果在消费在GDP占比超过2/3的历史新阶段,仍然只擅长扩大投资,只擅长“报项目、审批项目、上项目”为主的投资驱动体制,不重视、不擅长、不情愿去扩大消费,那么曾经的制度优势,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就会变成决策劣势。新时期在消费占比已经超过65%、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背景下,中国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

  逄锦华: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博弈,怎样实现共同富裕?

  滕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从1978年占全球GDP1.73%,发展到2020年占全球GDP的17.4%,各行各业、各地区、各阶层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改善,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是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共同富裕探索,为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发展的普惠性程度是世所罕见的。

  如果将新时期的共同富裕形象地概括为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笔者认为,所谓做大蛋糕,关键就是要继续坚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普惠性发展道路,重视民营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要分好蛋糕,关键是确保不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如果分蛋糕的方法不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分蛋糕的方法伤害了做蛋糕的积极性,共同富裕之路就难以实现;如果分蛋糕的方法严重伤害了做蛋糕的积极性,就会走向共同贫困。

  怎样做到让分蛋糕确保不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简而言之,必须在“做蛋糕”之前就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

  首先,在一次分配中,要让劳动、知识、资本、管理、技术、土地等每种要素的提供者都能按照其实际贡献获得合理的要素报酬。其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二次分配的公平性。下一步,围绕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试点、进一步深化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增加城市保障房和公租房供给等二次分配领域的改革,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都应该是公开、透明、市场化、法制化的,不会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最后,鼓励三次分配,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引导建立起相关的社会捐赠组织,形成成熟的、多层次的社会捐赠机制,并且强调宪法早已明确的居民财产权利,确保社会捐赠都是基于自觉和自愿的原则。

  只要把上述原则都明确了,机制、机构都建立健全了,以社会捐赠为主的三次分配必然会越来越壮大,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人性的规律。只要不拔苗助长,三次分配不但不会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反而会极大的增强民营企业家“做蛋糕”的荣誉感,进一步激发“做蛋糕”的积极性。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就在于完善收入分配体制,落实“按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分配”的原则,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中国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要素都是财富的源泉,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各要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在分配过程中,各要素都能够得到自己所创造的份额,那么这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

  在以往的收入分配中,部分行业、企业和个人凭借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占有方面的垄断或优势地位,获得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实际上是对劳动、技术和管理要素收入的侵害。只有真正落实“按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分配”的原则,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才能让劳动者、技术工作者、企业管理者等价值创造群体获得其应有的收入份额,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发展壮大,中国才能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逄锦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应从需求转向供给侧有何优势?

  滕泰:2012年我在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最早从学术上呼吁淡化总需求管理,提出如果将目光过多地集中在熨平经济短期波动上,就会忽视那些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问题,忽视了深层次改革的推进。因此我提出,需求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由此倡导放松供给约束、放松管制、降低税费等改革主张,更加注重内生的“斯密增长”,即通过制度改革深化市场和分工,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熊彼特增长”,即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创造性破坏”来从供给侧激发增长动力,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为本人《大周期》一书所写的推荐语中,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这一新兴学术思想称为“新邓小平主义”。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步入长期下行通道,根本原因在于供给结构老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下降,经济循环就逐渐放缓。2015年中央作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抓住了经济下行的症结,如果能够正确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大力放松供给约束,放松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大力减税降费,促进新供给、新产业、新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将有望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但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供给侧改革有时候会变成供给侧管理,结构性改革与行政计划“调结构”混为一谈,导致行政性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的干预增加,行政去产能、涨价去库存等做法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家信心造成了伤害。

  当前中国经济又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外部全球通胀压力逼近,内部增长动力结构正在转换,工业通胀向下游传导的时间窗口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效的需求扩张政策是必须的,政策重点应当向扩大消费需求方向转变,但中长期来看,还是要坚持市场化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不断放松要素和产品的供给约束,降低要素供给成本,提高要素供给效率,让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成为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逄锦华:如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以放松供给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滕泰: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古典供给学派来看,“供给能够自动创造与自身等量的需求”,但这种论断的基础是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历史条件,是一种特殊情况。新供给经济学提出,长期来看,是供给创造需求,而在短期,则是需求影响供给。

  人们往往会认为,供给是用来满足需求的,但实际上在新供给出现之前,对这件商品的需求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说,对“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的渴望始终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产品或者服务,这种需求只能停留在心理层面上,而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只有新的产品或服务出现,才能创造新的需求。比如,在汽车发明之前,人们也希望“跑得快”,但数百年来,这种需求并不能创造出现实中的供给。只有当德国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时,汽车才创造了自身的需求。如果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提炼成一句话,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乔布斯创造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在iPhone面试以后十几年来,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产品供给不断创造了新需求,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还是一个移动的互联网终端。以此为基础,不仅创造了很多自身的需求,还创造了类似于微信、移动视频、共享单车、滴滴打车、移动支付等一系列衍生的新需求。

  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比如一百年前的福特汽车,在福特汽车推出T型车,改变美国人生活方式之前,人们主要是用马车来通行的,所以福特汽车也是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

  创造新需求不光需要新技术、新产品,也要创新消费场景,创新场景也可以创造新需求,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共享单车,它没有什么技术创新,但它创新了一个消费场景,创新了一个商业模式,让人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所以创造新需求的关键就是要有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等新供给。

  以可口可乐为例,可口可乐这个产品在过去130年里面的口味没有变化,但可口可乐公司通过不断提升它的体验价值,创新引领生活方式,创造新需求。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熟悉的红颜色、白胡子的圣诞老人形象其实是1931年可口可乐公司设计创造出来的。在这之前,有圣诞老人的传说,但并没有圣诞老人统一的形象。

  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创新圣诞老人的形象,让圣诞老人以一种快乐的形象去喝可乐,甚至在圣诞节的时候偷喝孩子们的可乐,让快乐的形象跟可口可乐的消费关联起来。原来冬天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在冬天更多地喝可乐,冬季不再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可口可乐公司通过提升产品的体验价值,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样能够让老产品也能不断创造新需求。

  感谢滕泰先生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关于经济内循环下实现有效供给的热点话题,一直是当前中国百姓热议的话题。更值得钦佩的是,滕泰先生最早呼吁供给侧改革,提出市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目前新供给经济学派在我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就我个人而言,受赠滕泰先生西语版签名版学术专著,对我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塑造上刻下深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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